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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世家20:济宁孙氏2  

2014-07-29 23:38:15|  分类: 博览文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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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孙氏家族:远去的“半城”辉煌

  如果盘点山东历史上的文化世家,或许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个世家的兴盛都有着诸多细节上的相似:注重教育、培养后代、科举成名、继而从政;而仕途成功又给世家们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使之能够不断地发展下去……世家们的成功之路不仅相似,衰落之路也同样如此:时代的变化,仕途的危机,经济的衰退……让家族由盛而衰。
  是的,也许每一个文化世家都很相似。不过,如果你能找到一千个他们的相似点,那么同时你就会找到一万个他们的迥然差别,这或许就是文化世家兴衰中最大的魅力。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济宁的孙氏家族。
  济宁,或许是整个山东最为特殊的文化区域,它曾经孕育了孔、孟、颜、曾四大圣人,因此被称为中国儒学文化的发源地;但是同时,它也曾吸引了一百零八位好汉齐聚于此,成就了水浒英豪的美名。
  就是在这样一块能文能武的土地上,孙氏家族自明代在此扎根,在清朝一跃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孙半城”,连后来驰名京师的玉堂酱园,也是孙氏家族的产业。
  而除了经商成功之外,孙氏家族的仕途之路也颇为有趣,既曾培养出情商颇高的两江总督孙玉庭,也曾产生了甲午海战后的“卖国贼”孙毓汶。其中波折,颇值得玩味。
  作为文人从政的典型,孙氏家族最为可贵的,莫过于其说“真话”的品质,而其仕途上的成败,也皆因此而生。

    政商皆能的“孙半城”

齐鲁世家20:济宁孙氏2 - 古藤新枝 - 古藤的博客
    在济宁老一辈儿人里,说起孙氏家族,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玉堂酱园和﹃孙半城﹄。这个崛起于清朝初年的文化世家,自乾隆时期开始仕途之路,至清朝末期为止,从正一品到从九品的官员总共有72人之多,其中既不乏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权倾朝野的大人物,也不乏知县同知一类的基层干部。更为有趣的是,处于运河心脏地区的孙氏家族不但在政治上顺风顺水,在经商上也别具头脑,在通过入股、兼并等多方运作之后,玉堂酱园最终成为孙氏家族的产业,并且一跃成为驰名京师,名满天下的特色小吃。
    布局济宁——
    百草尽枯死,路上无行人 ——文天祥《过济州》
  翻开明初的史料,或许我们会发现,赶走了元朝统治者的朱元璋,接手了一个烂摊子——北方各省人口不足,土地荒芜严重,盗匪横行。这也使得朱元璋启动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计划。
  拖家带口,抛弃祖坟与故土,背井离乡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生存,这对于当时乡土观念和宗族观念极为严重的移民者们来说,是一种残忍。“其实现在在济宁孙氏家族中,依然有这样的传说,说当年孙氏兄弟在山西分手时,曾砸碎了一口铁锅,各执一块,作为日后相认的凭证。”王洪军,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同时也是《清代济宁孙氏家族文化研究》一书的作者:“他们当然不愿意离开,但是没有办法。所以很多大的家族,尤其是通过移民来到某地的家族,一般都会有类似的传说。”
  如果说孙氏家族自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至山东夏津属于一次不得已而为之的迁居,那么万历年间孙氏族人自夏津移民至济宁则是一个有意为之的家族布局。
  扎根夏津的孙氏族人,在经历了数代繁衍生息后,于万历初年再次出现了一次小小的变化,而这个变化的始作俑者,有一个很现代很喜感的名字——孙得宝。
  从朱元璋即位到万历年间,由于大槐树移民计划的启动,北方各地不再人烟荒芜,取而代之的则是繁华。
  而繁华背后,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土地兼并的严重,以及徭役赋税的重压。“在那个时代,这些问题迫使孙氏家族开始改变,一些孙氏族人不得不迁居其他地方。”在查阅了大量的史料之后,王洪军这样对记者表示:“比如说迁居到一些繁华的地区去寻找机会,那么孙得宝一支迁居济宁,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形成的。”
  作为运河之都的济宁,是整条京杭大运河的心脏枢纽——作为全航线的水脊所在,济宁汶上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建设,使得济宁成为历代皇帝最为重视的地方,而闸口的猛增也使得商船货船在此不得不长时间的停留,于是,全国各地的商人,皆云集于此。
  迁居至济宁的孙得宝,还真的得到了“宝”——一个让孙氏家族在清朝崛起的机会,一块让孙家成为望族的宝地。
    孙氏半城——
    半城财富是孙家,半城大院是孙家,半城文章是孙家,半城人才是孙家——济宁古童谣
  尽管孙氏家谱等史籍中,对于孙得宝是否在夏津做过生意没有明文记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运河之都济宁扎根下来的孙氏家族,确实有着独特地经商天分。
  张培安,原济宁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多年来致力于孙氏家族的研究和济宁老地名的考证工作。5月31日,在宾馆的房间里,张培安一边有节奏的敲打着膝盖,一边向记者背诵着自己整理出来的济宁民谣:“济宁州,十万家; 四大金刚,八大家;百万富翁是吕家,东门扎彩的老王家,最盛还是老孙家。”
  而在王洪军看来,孙氏家族的第一桶金,应该来自于运河:“在万历时期,运河的一个特点就是商业繁荣,而商业繁荣带来的则是就业机会的增多。”
  尽管史籍中缺乏记载,但是在王洪军看来,孙氏家族自孙得宝迁居济宁之后,获得的第一桶金就来自于运河上的工作:“(初迁济宁的孙氏族人)很可能就是从事纤夫或者搬运工这一类的工作。”
  商业的繁荣,使得运河两岸的农耕经济反而成了成本较低的经济体,因此孙得宝在来到济宁之后,很可能一边通过打工赚钱,一边购买土地,从而逐渐的让家族获得了大量的土地。
  在运河上耳濡目染的经历,同时也给孙氏家族一个新的启发:钱再多,地再多,也比不上功名。因此在孙得宝之后的几代人里,除了用心经营土地之外,就是培养子孙读书。
  “那么后来孙氏家族就有了‘孙半城’的说法,这个说法既是指孙氏家族的产业多,房屋多,同时也是指孙氏家族的人才多。”张培安在考证济宁市的老地名老街巷时,曾做过调查,发现孙氏家族在济宁老城区的房屋多达300余间,“说他占据了半个济宁城还真没有夸张的成分。”
  而孙氏家族自乾隆年间初入仕途到清朝末年,短短170多年的时间里,涌现出了70多名官员,“上至朝廷正一品的大员,下至七品知县一类地方官员,孙氏家族都出现过。”也正因为如此,在王洪军看来,孙氏家族在清朝,已经彻底从务农转化为北方著名的官宦世家。
    政商并行——
    合资收购,增持股份,品牌更换,代持股份,驰名天下——玉堂酱园发展史缩影
  除了在仕途上颇为得意之外,扎根于运河畔的孙氏家族,或许是受到济宁商业氛围的熏陶,也涌现出了一批经商天才,并且运作出了不少成功的商业案例。
  而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被慈禧誉为“驰名京省,味压江南”的玉堂酱园的并购过程。
  据史料记载,玉堂酱园最初名为“姑苏玉堂”酱园,其创始人戴玉堂是苏州人,最初,酱园开在济宁老城区的南门口,主要出售一些自制的黄酱、酱油、香醋,而酱菜则是从苏州进货。
  由于南方的酱菜口感并不适合北方人,加上当地地痞的骚扰,姑苏玉堂酱园最终因为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在这个时候,济宁富商冷长连联合孙玉庭一起,合资收购了姑苏玉堂酱园,两人各持一半股份。”在王洪军看来,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了玉堂酱园的命运。
  在孙冷两家联营姑苏玉堂酱园的日子里,玉堂酱园也逐渐的开始尝试改变酱菜的口感,因此逐渐赢得了市场。而随后的发展有些出乎所有人意料——冷氏前往山西开办煤矿,结果资金链出现了问题,开始不断的从姑苏玉堂酱园里抽走股金,最终撤股离去,而孙氏族人开始独立接手姑苏玉堂酱园,并且将其更名为“玉堂酱园”。
  先是合资收购,随后增持股份,改善提高产品质量,最终独家控股,并且更换品牌名称,这一切如果发生在今天,或许并没有什么稀奇,但是放在清朝中期,却颇有点先知先觉的意思。
  更为有趣的是,在清朝末年,时任军机大臣的孙毓汶因为玉堂酱园而被参了一本,理由是按大清律,官员不得经商,以免与民争利。无奈之下,孙毓汶只好将玉堂酱园转交给同为孙氏家族后人的孙肇灿经营,而这与如今的“代持股份”又不谋而合。“其实孙氏家族的特点在于,他不仅仅从政,而且经商,而且其经营手段颇具现代商业化的气息,从这一点来说,是很值得我们玩味的事情。”王洪军这样对记者表示。
  玉堂酱园
  玉堂酱园的名气之大,就连当时的文学作品《镜花缘》也有所涉及,里面曾赞“济宁金波酒”为“天下美酒”。
  1886年,军机大臣孙毓汶将孙家“小菜”送进宫来,慈禧太后品尝后,连连称赞:“真是京省驰名、味压江南!”并命玉堂把酱菜当贡品,每年送进皇宫。从此,玉堂酱园在京城及大江南北名声大震。
  1910年,玉堂的远年酱油、什锦萝卜、佳制冬菜,在南京召开的“南洋劝业会”上获优等奖章。1915年玉堂产品在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荣获金牌。据1915年《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第172页记载:济宁玉堂号万国春酒、宴嘉宾酒、冰雪露酒、金波酒、酱油获五块金牌。

    孤傲为官的父子俩

    梳理孙氏家族的崛起之路,或许有一对父子不能忽视,那就是孙扩图与孙玉庭。作为文人从政的典型,作为父亲的孙扩图虽然只是一介知县,却刚正不阿。而作为孙扩图的儿子,曾是三朝元老的孙玉庭,情商颇高,在官场之上历经波折而不倒。这对父子,恰恰为孙氏家族后来的入仕者们,立下了一个榜样。
  书生栽树
  梳理济宁孙氏家族的族谱,我们会发现,孙氏家族中第一个走上仕宦之路的人,是孙扩图。
  这个出生于康熙56年(1717年)的男人,其求学之路颇为丰富。“在清朝的时候,科举考试之前,不少读书人会提前一两年前往京城,拜一些学者型官员为师,进而跟随学习知识和为官之道。”王洪军表示,孙扩图的求学之路也是如此,与其他的官宦世家相比,济宁孙氏家族的求学交友圈子不仅仅限于济宁当地的文人墨客,而是扩展到了京师乃至全国。
  据史料记载,孙扩图在京师求学期间,拜汪由敦、赵副宪等人为师,并且由此获益匪浅:“比如说汪由敦,曾任侍读学士、工部尚书等职,既是朝中的官员,同时也是当时的大学者,这对于孙扩图来说,不仅仅是增加学识,同时也开阔了眼界,懂得了为官之道,更为重要的是孙扩图也因此结识了一批同学朋友。”或许对于书生意气的孙扩图来说,这些人仅仅只是君子群而不党的朋友,但是在多年之后,当他的儿子孙玉庭再度进京拜师赶考时,当年的恩师朋友,则成为了极其重要的人脉资源。
  虽然在京城有过求学经历,虽然读书也算刻苦,但是孙扩图的科举之路却颇为坎坷,经历了两次会试的他,只是考中了一个明通榜(即三甲之外又录用的一批科举士人)士子而已,因此他最终只能赴掖县书院担任教谕(即正式教师)一职。
  命运之轮,由此打开。
  在掖县任教期间,为人刚正的孙扩图不但颇受学生们的尊敬,同时也得到了时任山东巡抚杨应琚的赏识,最终在杨应琚的保荐下,孙扩图前往浙江乌程县担任知县。
  群而不党
  尽管孙扩图的仕途并不算太成功,但是他却用自己刚正不阿的品质,为自己赢得了一笔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的财富。
  在杨应琚的举荐下,孙扩图成为了浙江乌程(今湖州)知县,而彼时的乌程,恰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是不少人削尖了脑袋也想前往赴任的地方。但孙扩图对于富庶却毫无概念,在他看来,作为父母官,要做的就是保护当地的百姓。
  彼时恰好一位乌程贡生前往贵州经商,“贵州在当时是铜铅资源产地,那里铸制钱比浙江要便宜,因此这位贡生就带了一些黔制铜币回来。”在途经绍兴时被当地官府发现,绍兴方面以私铸钱币罪欲治贡生的罪,同时还想借机敲诈贡生的东家,于是发文乌程县,要求孙扩图将贡生的东家一并交出。
  而孙扩图在调查之后发现,贡生本人无私铸钱币的行为,于是面见浙江巡抚为贡生打官司,最终为这位贡生洗清了冤屈。“这种刚正不阿的性格,恰恰是中国文人最为看重的。”王洪军表示,尽管孙扩图后来因此事而被调任至缙云(与乌程相比,缙云较为贫困,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但是他的行为却赢得了很多朋友的赞赏。
  在王洪军看来,孙扩图先后做过四个地方的知县,虽然品级较低,但是他那种刚正不阿的性格,影响到了自己的朋友和同学,使其在不知不觉间,拥有了一笔可贵的人脉资源。
  家传风尚
  作为孙扩图的第三子,孙玉庭的仕途最初似乎颇为顺利,而这种顺利的背后,更多的源自于其父当年打下的人脉基础:“孙玉庭早年间的求学之路是比较顺利的,他去北京求学,基本上拜的师父都是他父亲当年拜的师父或者同学,加上他自己的天资不错。”
  据王洪军考证,孙玉庭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进京参加会试,殿试中三甲第七名进士,虽然不是状元,但是比起父亲那“明通榜”的成绩,算是有了一个极大的提高。
  自此之后,孙玉庭开始了自己的宦海浮沉之路,先后担任过河道、盐道、广西巡抚、贵州巡抚、云南巡抚、云贵总督、两江总督、体仁阁大学士等要职。“总体看来,孙玉庭的仕途之路很顺畅,但是孙玉庭跟他的父亲有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书生意气,群而不党。”王洪军表示,孙玉庭的仕途之路同样有过波折,“他曾两次革职,两次降级,两次革职回原籍。”
  一个显见的例子,莫过于孙玉庭在担任广西巡抚时,时任两广总督的那彦成与孙玉庭政见不合,因此屡次刁难孙玉庭。“而那彦成自己也不干净,比如说在衙门里请戏班子来演戏,按官场上的规则来看,作为那彦成的对头,孙玉庭应该弹劾那彦成,但是孙玉庭不屑于做这种事儿。”结果没想到的是,那彦成离任后,其继任者在得知此事后,将那彦成和孙玉庭一并弹劾,最终孙玉庭因为“知情不举”而被降级留用。
  在王洪军看来,孙扩图和孙玉庭父子的为官之路颇为相似,而这种相似也给孙氏家族后来的入仕者们立下了一个榜样,即“君子群而不党”,独以人格魅力服人。
  开枝散叶
  作为曾经济宁城的大户人家,随着时代的变迁,孙氏家族也产生了变化。“尤其是老济宁城区的改造,使得很多孙氏家族的遗迹被拆除了,所以现在很难找到。”作为济宁市老地名老街巷的研究者,张培安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从进入民国开始,孙家就逐渐的衰败了,很多孙氏族人迁出了济宁,流落在全国各地,现在全世界都有孙氏家族的后人。”
  据张培安介绍,由于连年的战火与运动,孙氏家族的产业也在逐渐的消失:“要么变卖了,要么充公了。现在济宁的孙氏家族族人,还有一部分分支,比如说曲阜等地,都有孙氏族人的后裔,但是具体的数量很难调查清楚。”
  相比于财富的消失,更让人遗憾的是孙氏家族的藏书。与聊城海源阁杨氏家族的藏书不同,孙氏家族对于善本书籍的收藏,缘起于孙扩图父亲孙文丹。“如果说之前孙氏家族的前辈为孙氏后人从政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那么孙文丹则为后人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础。”据王洪军介绍,孙氏家族的藏书主要以私人收藏为主:“据说现在的北京、上海等地,还有一部分孙氏家族的藏书。”
  或许孙氏家族的财富早已流失,或许孙氏家族的弟子已经星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孙氏家族的家风与传统却始终存在:“前几年在沈阳的一位孙氏家族后人来济宁寻根问祖,也跟我聊过,结果我发现,他们孙氏族人还在保持着刚正的家风,而且还保存着孙氏家族的家风家训,从这一点儿来说,是很难得的。”张培安这样对记者说。

  皇帝即位十年 方见孙玉庭
  孙玉庭为政勤奋认真,尽职尽责。一个显见的例子是,嘉庆帝即位十年之后,孙玉庭才得到了面圣的机会,而此时的他,已是广东巡抚了。
  作为和珅的对头,自嘉庆皇帝即位之后,孙玉庭的官职由按察使一直晋升为广东巡抚,“按照正常的程序,巡抚这一级的地方大员,应该在皇帝即位之后就进京面圣。”王洪军表示。
  但是由于孙玉庭忙于公务,因此一直未能与嘉庆见面。至嘉庆八年十月,孙玉庭在调任广东巡抚时,向嘉庆提出了进京觐见皇帝的请求,而嘉庆帝批复说:“汝虽未识朕,汝之官声朕知之已悉,且赴新任,诸事妥为料理,明岁春夏北上未迟”。
  而孙玉庭在抵广东巡抚任后,追剿海盗匪首,处理潮州、潮阳群体械斗,海阳私铸铁炮事件等等,一直推迟至嘉庆十年(1805)五月,方抵达京师觐见皇帝。
  孙玉庭在此后二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官至湖广总督与两江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不能说这与其勤政廉政、为官恪尽职守,处事干练有关。正如其《家传》所言:公为官“抱笃棐之沈,达时务,明大体,为政与地方培养元气,不矜整顿,名廉而不激,宽而不懦……以风节自持……”。(来源:2014.6.15《山东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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