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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藤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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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清高与“幸免于烧”  

2014-06-11 23:39:16|  分类: 文教娱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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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清高与“幸免于烧”(转载)

  校园里“闪闪发光的新车”比比皆是, 谈钱也谈个没完没了。不仅钱成为谈话内容, 就连谈话风格——语体、文体也正在失去大学教师、知识精英应有的个性。
  高考刚刚结束。谈谈大学, 谈谈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是响当当的美国名校, 我没去过, 没机会去。好在村上春树替我去了, 去了两年, 去当驻校作家。据他在《终究悲哀的外国语》中写的相关报告, 普林斯顿大学有两点引起了他的兴趣,也引起了我的兴趣。
  一点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清高(snobbism)。一个美国人告诉村上, 美国的大学人士在社会上是孤立的存在。“他们的存在非常特殊。大学是与一般世俗社会截然不同的世界。不妨说,好比大海中的孤岛。惟其如此,他们才必须确立只适用于自身的规则那样的东西来保护自己。”换言之,就是自命清高,拒绝与时俱进,拒绝随波逐流。如果哪位大学老师喜欢喝在电视上吵吵嚷嚷做广告的、面向劳动阶级的、缺少文人情趣(intellectual)的国产百威啤酒,喝完后或边喝百威边看斯蒂芬·金的侦探小说,或听流行歌手肯尼·罗杰斯的唱片,那么,不被排挤出大学社会圈才怪。不仅如此,“车也似乎以不显眼为correct(正确),闪闪发光的新车在校园停车场几乎见不到。衣服以尽量不显新为上。我猜想他们做了新衣服恐怕要先在家里穿上一个月,天天穿,等多少穿变形了才穿去学校。英语有句话说是‘Keep a low profile’,大意为‘什么事都要低姿态’。普林斯顿的生活恰恰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闪闪发光主义并未波及大学。”
  面对这么多清规戒律, 一向我行我素的村上起始觉得相当别扭, 感叹“当知识分子也够折腾人的”。但很快习惯了,转而认为这种何谓correct(正确)、何谓incorrect(不正确)的生活反而让他舒了口气,因为不必考虑多余的东西,只消循规蹈矩就万事大吉,不必像在日本那样“被全国性泛滥成灾的信息玩得团团转”,亦不必像在日本那样从事“文化上的烧荒农业”——“大家聚在一起烧完这块田后又跑去烧下一块,烧完后很长时间里寸草不生。本来天生富有创造性才华的人、本来必须慢慢花时间筑造自己创作体系根基的人,却不得不在脑袋里装满如何幸免于烧的念头,或者仅仅考虑怎样做才能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这不是一种文化消耗又能是什么呢?”
  上面是让村上和我感兴趣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第二点其实更同清高密切相关,就是不提钱,除去迫不得已的场合——大概除了金融会计系——钱字一般无人提起。村上饶有兴致并借题发挥地这样写道:“钱在这里极少成为人们的话题。反过来说,在日本,人们可总是谈钱谈个没完。在日本,动不动就有人说‘村上君写畅销书,钱大大的有,花这点算什么’。事情或许是那样,不过恕我直言,那纯属瞎操心。我开的是1600CC小车,于是有不少人说‘村上君有钱别坐这个,买贵一些的车如何’。可这是我的自由,倒也不是讨厌贵些的车,但眼下我觉得这个挺好,开起来其乐无穷,用不着别人说三道四。在这点上,‘钱?噢,如此说来,世上钱那样的东西倒是有的’——普林斯顿的这种绅士氛围的确让我心怀释然。”进而认为像普林斯顿大学人士那样冷眼看待物质利益而坚定主张“世间并非全靠金钱驱动,我等拥有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大概才是知识分子本来的使命和理应采取的人生姿态——“无论被称为精英意识还是被称为孤立的世界,世上都应该在某个地方保留一两处这种游离于世俗之外的天地。”
  喏,村上眼中的普林斯顿大学够可以的吧?相比之下,中国这块地方或某个地方还保留着如此snobbism的大学,或大学里还保留着这种清高吗?说在从事“文化上的烧荒农业”未免苛刻,但力争“幸免于烧”的念头恐怕多多少少还是有的。校园里“闪闪发光的新车”比比皆是,谈钱也谈个没完没了。不仅钱成为谈话内容,就连谈话风格——语体、文体也正在失去大学教师、知识精英应有的个性。说痛快些,越来越同政府官员甚至同煤老板没了分别。一个字: 俗!
  具体说别人不合适,说我自己吧,我这个大学老师就足够俗的。不说别的,你猜,我一年到头跟谁说话最多?不是大学同事,而是所住校区后门卖报的“刘队长”——过去在东北农村当过生产队长——也是因为都有东北农村生活经历,几乎每天买报时都跟他聊上几句。一次我对他说,我当年十几岁在生产队(屯)干活的时候,最羡慕的工种是扛着水罐往地里给干活的人送水,因为活儿轻。可生产队长偏偏把这轻活儿派给他一个身强力壮的亲戚,让我这个瘦得高粱秆似的学生哥儿跟大人一起干重活。刘队长当即表示:那不对!哪能那么派工呢?我当队长肯定派你送水,什么人派什么活嘛!对了,前几天他还告诉我一个绝非笑话的笑话:某大队革委会主任(村长)发言,由于识字不多,把“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念成“狼狼打击阶级敌人”。旁边一个小知青悄悄告诉他不是“狼狼”是“狠狠”,对方立马提高嗓门:“狼还不狠吗?狼不狠什么狠?”说罢,我和刘队长放声大笑。
  好在没给村上听见,好在村上没来我们的大学当驻校作家,否则不知他会写出什么来。我想表达的是:较之大学共同体成员,有时候我更觉得同这位卖报的刘队长有共同语言,更能让我“幸免于烧”,至少不是“文化消耗”。假如我去普林斯顿大学当驻校翻译家,肯定立马让我走人。
  (本文作者林少华 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载于2014年06月11日齐鲁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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