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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经济变革1: 管仲治齐  

2014-05-29 22:53:23|  分类: 博览文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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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治齐——先秦时期的商品经济

  回到中国历史的基本面, 探研历代经济的变革,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中国的改革进程。《大众日报》推出吴晓波专栏“历史上的经济变革”。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著有《大败局》、《激荡三十年》等作品。

  公元前七世纪,管仲治齐。在其辅佐下,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国之盛,正是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
  周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中游,而齐国地处偏远的胶州半岛,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地狭、滨海、远离中央政治中心,齐国的开国者是姜尚公,非姬姓王族,变法之初,属边远小国。中国从第一次搞经济变革开始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
  在漫长的前工业时期,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两种,一个是重农主义,一个是重商主义。哈耶克认为,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他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很有“企业家精神”。
  管仲变法中有一项颇为后世熟知的政策:“四民分业,士农工商”。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四民分业,可以“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可以“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齐国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管仲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他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他搞的那一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所谓“放活微观”,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齐国地处海滨,渔业和煮盐业一向发达,管仲规定,鱼盐可以自由出口,关隘只登记而不予征税,以便利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行单一税制,在关隘征过了的,在市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
  对于前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欢迎,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索取税费,徒步背东西来的不要去征税”。他还建议齐桓公专门设立招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乘车者供给本人饭食,来三乘车者供给马的饲料,来五乘车者配备可供自由调遣的人员。从此,“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据计算,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最繁华富足的城市,而与其同时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万。
  所谓“管制宏观”,就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其手段则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综合入手。
  在农耕时代,对于国家的内政来说,最重要的商品当然就是粮食——中国自古存在商品粮交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商品粮占粮食交易总量的百分之八十。管仲对粮食政策十分重视,在重要的农业税上,他并不像一般的治国者那样,要么横征暴敛,要么一味降低,譬如孟子就认定,国君是否实行仁政,“什税一”——只征收百分之十的农业税是一条铁线般的标准。管仲的政策是两年征税一次,大丰收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五,中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下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五,如遇饥荒,则免税。这一机动税率,明显比孟子的“什税一”要灵活和现实得多。此外,管仲还建立了国储粮制度,国家采购囤积了大量粮食,其数量足以控制市场粮价的波动,以达到丰饥平衡的功效。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纵粮价,严禁在饥荒之年利用粮食买卖欺压农民,粮价波动必须由国家掌控。
  在宏观管制的战略思想下,管仲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唯官山海为可耳。”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管仲提倡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自下场,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比如盐业,管仲实行的是专卖政策,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由于控制了盐业的销售和产量,进而控制了价格,齐国的盐销售到别国去,售价可以抬高到成本价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
  在冶铁业上,管仲实行的是国有民营。他首先严厉地强调了国家对所有矿山资源的垄断,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令宣布,只要一发现矿苗,就马上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有敢于擅自开采者,左脚伸进去的,砍左脚,右脚伸进去的,砍右脚。之后,政府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生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前提之下,管仲开放冶铁作坊业,允许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部分,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相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由政府控制资源所有权,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一定比例分配利润,这就是后世非常流行的“资产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
  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齐桓公曾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俨然成为诸国的盟主,每次会盟,除了炫耀国力之外,重要的内容就是以霸主身份统一各国的关贸税赋。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七年),齐国会盟诸侯,达成关税协定,市场交易的税赋为百分之二,进出口关税为百分之一。第二年,齐国再度会盟诸侯,规定与会各国要修建道路,划一度量标准,统一斤两称数。这些做法,好比是在创建一个区域经济的关税同盟体,这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国际贸易的游戏惯例。
  当齐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协时,管仲似乎更乐于用商战的办法来削弱其他国家的势力。在《管子·轻重戍》中记载——鲁国和梁国都是东方的大国,特别是鲁国,向来与齐国并称“齐鲁”。鲁、梁两国的民众擅长织绨,这是一种厚实而光滑的丝织品,用它裁剪而成的衣服是当时最高档的服装。管仲就恳请齐桓公带头穿绨衣,还让他的左右侍从也跟着穿。很快,穿绨织的衣服成了齐国上下的时尚。虽然绨的需求量猛增,供不应求,管仲却不允许本国人生产绨织品,而是一律从鲁、梁两国进口。管仲召集这两国的商人,对他们说:“你们为我织绨十匹,我给你们三百斤铜,如果织了百匹,我就给三千斤铜。这样一来,你们两国即使不向人民征收赋税,财用也足够了。”鲁、梁两国果然中计,在政府的鼓动下,民众纷纷从事绨的纺织,农事因此荒废。一年多下来,粮价暴涨。到了这时,管仲下令关闭与鲁、梁的通商关口,不再进口一匹绨布。两国经济顿时崩溃,难民纷纷涌入齐国,管仲顺势让他们去开拓齐国的很多荒地,反而促进了农业生产。鲁、梁从此一蹶不振,鲁国的国君不得不亲自到齐国去纳币修好。(来源:2014-05-28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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