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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藤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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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炎说诸子10: 善谋的孙武  

2014-05-22 22:17:45|  分类: 文教娱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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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谋的孙武

  智慧本身是无罪的, 有罪的是滥用智慧的人们和迫使人们滥用智慧的环境。

  有一次, 我同一位日本学者聊天, 谈到民族性格的问题。他一面比比划划地在胸前做着手式, 一面用怪模怪样的汉语对我讲:“欧美人的这里有一扇门, 打开来就可以看到他的心了。日本人的这里有三道门, 你要开三次才能看到他的心。”我问他:“那么,中国人呢?”他笑了笑, 并无恶意地说:“有无数道门, 你永远也无法了解他的真实想法。”我进一步问:“那么从职业的角度上讲, 这三种人都适合干什么呢?”他想了一会儿, 回答道:“欧美人可以搞科学, 日本人适合做商人, 中国人天生就是军事家。”
  于是我想起了孙子。
  历史上的孙子其实有两个,一个是春秋末年协助吴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的孙武,一个是战国中期辅佐齐君攻城略地、名显诸侯的孙膑。据《史记》记载,孙武出生在齐国,孙膑则生在阿鄄之间。这一记载使现在的山东人感到格外地骄傲,他们有理由相信,这块风水宝地不仅诞生过孔、孟两位“文圣人”,而且包揽了武、膑两位“武圣人”。
  说到战争谋略,中国古代确实发达,且自成系统,名之为“兵家”。翻翻史书,此类人物不胜枚举,除两位孙子外,著名的还有范蠡、吴起、韩信、李靖、司马法、尉缭子、诸葛亮……这一大串响当当的人名似乎真的印证了那位日本学者的趣谈了。那么深究起来,中国古代军事智慧的发达究竟是否与国民性有关呢?我看是的。所谓国民性,直观地表现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行为方式,而支配着这种行为方式的,则是更为潜在而深刻的思维方式和信仰方式,这一切,都是孙子之为孙子的关键所在。
  就思维方式而言,与注重“因果”关系的西方人不同,中国古代一直注重“阴阳”关系。这种思维方式不是强调事物之间单向的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而是强调事物之间双向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显然,这后一种关系更加适用于敌我双方相互摩擦、彼此消长的战争格局,因而被兵家所利用。在这种阴阳关系中,包含着矛盾双方对立、依存、冲突、转化等一系列复杂因素。就像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局面一样,这些因素中隐藏着大量未知的、不确定成分,因而是无法用简单的因果关系加以推论的。孙子正是自觉而充分地运用了阴阳关系中的辩证法因素,并将其纳入强弱、虚实、主客、攻防、真假、劳逸等具体范畴来研究战争问题,因而才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军事思想。
  一切以现实的利害为根据,而不以价值的取舍和情感的好恶为指归,这种做法显然与信仰方式有关。我们知道,在世界几大文化圈内,唯有古代的中国属于一种非宗教的世俗文化。这种拒绝形而上学的“实用理性精神”显然有利于军事谋略的充分发展。从积极的方面讲,它可以排除一切宗教的、神秘的、非理性因素的参与和干扰,以冷静而客观的态度来处理矛盾、解决问题。早在卜筮、巫术尚未绝迹的春秋末年,孙武就极为清醒地指出:“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于出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种不靠祭祀鬼神,不靠占卜星象,甚至不靠经验比附,而只相信调查研究并据此形成冷静判断的做法,显然遵循了唯物主义的实践原则。与这一原则相比,那种简单地依靠某种宗教信念,无端地相信某种超验主宰,或者天真地主张“有礼无败”的军事行为,都显得是那样的荒唐和可笑。
  然而从消极的方面看,这种拒绝信仰和情感的参与,完全从利害关系着眼的决策原则,又多少有些冷酷之嫌,常令人想起项羽和刘邦的故事。据《史记·项羽本记》载,楚汉相争之际,曾捕获刘邦之父的项羽,为了逼刘邦出战,便以烹食其父相威胁。这种情况下,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刘邦绝没有感情用事,他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简直是一副流氓无赖的面孔了,然不如此,非但刘邦会吃败仗,其父也不可能最终坐上太上皇的宝座了。这种六亲不认、能屈能伸的本领,也许正是刘邦比项羽高明的地方。在统一天下之后,刘邦比较自己与项羽的得失云:“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战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于是,不少学者便据此而言,能够容人、用人,是刘邦夺取霸业的关键因素。然而在我看来,刘邦在这里只说对了一半,而另一半更为关键的因素则被他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这更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刘邦从来也不感情用事,他不仅对自己的父亲如此,对自己的部下也是这样。当韩信立了战功,要封“假齐王”的时候,刘邦始而大怒,破口大骂,谋士陈平在桌子底下踢了他一脚,他便马上意识到此时还不能得罪了这位手握兵权的下属,于是马上改口说,大丈夫要当就当真齐王,当什么假齐王!一副宽怀大度的样子。而那位当了“真齐王”的韩信,到头来还是落了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
  这种将军事谋略发展为政治权术的做法或许是孙子所始料不及的,但也不是刘邦一人所独有的,翻翻二十五史,又有哪一部不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历史呢?当然了,这一切也怪不得孙子,当公平的、合理的、正常的竞争无法展开的时候,人们便只好求助于阴阳变幻的谋略手法了。
  无论如何,智慧本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滥用智慧的人们和迫使人们滥用智慧的环境。 (来源:2014-05-21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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