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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炎说诸子9: 冰冷的韩非  

2014-05-15 23:16:34|  分类: 文教娱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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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冷的韩非

  作为荀子的学生,韩非子进一步发挥了老师“性恶论”的主张,并且将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暴露给人们看。
  在先秦诸子中,“韩非子”的称谓是比较特殊的。所谓“子”者,原本是一种敬称,因而常常只与姓、不与名相联系,如“孔子”、“孟子”,似不太可能叫“孔丘子”、“孟轲子”。惟独“韩非子”以姓、名相连,很少有人称他为“韩子”。这恐怕与尊敬程度有关。
  在古代社会里,一个人所受到的尊敬程度一般是由他的出身、年龄和社会成就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就出身而言,韩非算得上诸子中地位最高的一人了,他是韩国公子,真正的贵族,决不会因此而不受尊敬。就年龄而言,韩非却又是诸子中最小的一人,可谓是先秦思想史上的殿军,因而倒有不被尊敬的理由。然而这种理由即使存在也不会是决定性的,人们对于宋代的朱熹不也还是以“朱子”相称吗?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社会成就。作为思想家的韩非子,融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于一炉,可说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成就不可谓不大。从某种意义上讲,韩非的哲学思想与李斯的政治手段和张仪的外交谋略,共同构成了秦国统一大业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问题可能也正是出在汉代以后的人们对于法家思想的评价上。
  无论秦朝的统一为我们的民族带来了多大的好处,但“苛政猛于虎”的集权统治给人们带来的历史痛楚却是难以忘怀的。而且,人们很自然地会将这种历史的暴政算在法家思想及其执行者的头上。事实上,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政治运动恐怕也确与韩非“必禁无用之学”的文化主张有着剪不断的瓜葛。所以,在后人的心目中,法家思想常常与阴谋、极权、暴政相联系,其代表人物也就不可能受到更多的尊敬了。这其中,商鞅被称为“商君”而非“商子”,便是一个证明。太史公称“商君,其天姿刻薄人也。”或许,韩非的天姿尚非如此“刻薄”,故而被保留了“子”的地位,但是为了使这位“法家者流”与其他诸子区别开来,所以便使用了姓、名连用的方法,称他为“韩非子”而非“韩子”,这其中的微弱差别便可品味得知了。
  之所以花这么大的力气来解释韩非子的称谓,是因为人们对这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一直抱有某种程度的偏见。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中将他定为“一位极权主义者”的评价自不待言,就连今天的某些学者仍将他与德国的纳粹主义相提并论。当然,我并不想否认韩非子是一个极权主义者,也不是要为这种政治极权挂上一个“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招牌了事。我要说的是,韩非子之所以是韩非子,绝不是、或绝不仅仅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极权主义态度,更为重要的是,他敢于揭示人性中丑恶、卑劣、乃至凶残的一面,并企图在这种可怕的人性背景之上,通过法制的约束来建立起一个和谐而有序的社会,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
  作为荀子的学生,韩非子进一步发挥了老师“性恶论”的主张,并且将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暴露给人们看,他说:“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超越的利害关系,因而人是不可信的,也是靠不住的:“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夫驯乌者,断其下翎焉。断其下翎,则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驯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不得无服上之名。”说实话,每当阅读韩非子的这类文字,即使不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常常会感到一种不寒而栗的震撼!韩非子的话仿佛使我们看到了自己善良意愿的背后所隐藏着的某种见不得人的秘密。可以说,他比我们更加真诚,更有勇气;至少,他比那些无视私欲的道学家们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因此,与那些以忠孝安邦、以礼乐制国的儒者不同,韩非子既不相信教化的万能,也不相信仁者的自律。不难想象,假如韩非活到今天,他是绝不会相信仅靠宣传教育就可以杜绝腐败的。他深知,无论什么人,无论他的地位有多高、功劳有多大,都不可能超越人性自身的局限,因而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罪犯。这倒有点儿像西方的“原罪说”,只能依靠法律来限制人的欲望。西方历史上的这类人物真也不少,像认为“政府乃必要之恶,只能防范,不能轻信”的潘恩,像主张“以恶治恶,以权力制衡权力”的孟德斯鸠,像承认“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阿克顿。相比之下,韩非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就显得有些形单影孤了。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性恶论”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将荀子“贵贱有等”的礼改造为“法不阿贵”的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绝不是一个“极权主义”就可以囊括殆尽的。如果说,对贵族特权的限制和约束就是对平民利益的维护与尊重的话,那么这位“极权主义者”也就不应该尽受指责了。
  当然,我们也不应将他的地位拔得太高,因为说到底,韩非的法制最终还是为王权服务的。当他用法律来防犯一切人的罪恶时,却无法防范王权本身的罪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钻入了自己所编织的圈套:正是那个曾经高呼倘与韩子交游则死而无憾的秦王,最终竟以其靠不住的人性,听信了李斯的谗言,将这位曾为之而出谋划策的思想家置于死地。韩非的这段遭际,应该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来源:2014-05-14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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