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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藤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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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炎说诸子7: 倒霉的杨朱  

2014-05-01 22:02:13|  分类: 文教娱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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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霉的杨朱

  在理论上,我们大都不愿意与杨朱为伍,以免显得不够高尚;然而在生活中,我们离杨朱到底又有多远呢?摸摸自己鼓鼓囊囊的口袋,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去骂杨朱呢?
  春秋战国,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到处涌现。有人主张“白马非马”,于是大家争论一通;有人鼓吹“坚白二石”,于是大伙又讨论半天……仿佛人们闲得无聊,一天到晚就爱思想一样,而且一不留神,就会搞出一个学派来。
  当时有一个叫杨朱的人,也不知是深思熟虑,还是心血来潮,憋了半天竟冒出一句名言来,说什么“拔一毛而利天下者,吾不为也!”谁知如此自私自利的言论竟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感,于是天下景从,卓然一派,与墨子的“兼爱”理论共同构成了对儒家思想的挑战。致使孟老夫子愤然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于是,经历了一番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斗争,儒家终于在汉代取得了唯我独尊的地位,自此,墨学中衰,杨学绝迹,天下人只念“仁义道德”这本经了。
  然而“经”虽然是好经,可念着念着就变味儿了。在汉代,名教之治和选官之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各地官员依照儒家的伦理标准,根据清议者的口碑来举荐人才,谁要是奉公守法、孝顺父母,就可能被举作“孝廉”,候补做官。这项政策本来是为了教化民众、巩固政权而制定的,可在执行的过程中却渐渐背离了其原有的目的,最后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伪名士”。
  到了汉末,沽名钓誉者便纷纷做出许多不尽人情的“异操”、“异行”来。例如,赵咨和戴封俩人遭到抢劫之后,非但不予反抗,还将余财追送给强盗,并因此而声名大噪。赵宣为母亲守陵二十年之久,而当他以著名的大孝子而被举荐时,太守却发现他在服丧期间竟生了五个儿子……此类丑闻不胜枚举,让人哭笑不得。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由得又想起了杨朱。然而,此时杨学的著作早已经飞灰烟灭,人们只能在《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文本中看到其只言片语了。于是,到了魏晋时期,有位制造伪书的隐士便在《列子》一书中专辟一章,根据读者的需要“再现”了杨朱的思想。在他看来,杨朱的理论似乎并不可怕,至少比那些道学家们更加真诚:“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倘若“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利己”固然不好,但它至少比“损人”强;“自私”固然不好,但它至少比“假公济私”强;不道德固然是不道德,但它却又比伪道德更道德!这种绕来绕去的语言真让人越听越糊涂了。
  其实,许多哲学问题本来就不那么简单,只是我们通常在想象中把它看得过于容易了。就拿杨朱所宣扬的“个人主义”来说吧,相信很多人都会认为是“错误”的,需要加以“批判”的。但是,如果让我们拿出批判的理由,证明其错误的根据,我们却又很难办到。例如,倘若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比较,似乎只有以两种方法来“证明”后者比前者更“正确”:一种解释是说,只有坚持集体主义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一个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如果我们都像杨朱那样,对集体的事业漠不关心,在他人遭受困难的情况下一毛不拔,那么别人也同样不会关心我们;另一种解释是说,集体主义考虑到多数人的利益,比个人主义更高尚,因而也就更正确。那么反对者就会说,第一种解释只能证明,集体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更加聪明的个人主义而已。至于第二种解释,反对者可能会说,集体主义是以一部分人的利益为本位的,而你之所以要维护这一集体的利益,只不过是由于你自己是这一集体的成员而已。如果说集体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人主义,那么国家主义则只不过是一种放大了的集体主义,它们之间很难证明谁比谁更“正确”。倘若我们一定要坚持以利益本位的范围大小来确定价值标准的正确与否,并以此认为集体主义比个人主义更正确,国家主义比集体主义更正确,人道主义比国家主义更正确。那么反驳者则会说,主张“不杀生”的禁欲主义比人道主义更正确,因为它不仅以全体人类的利益为本位,而且以一切生物的利益为本位。如此说来,释迦牟尼的价值标准才是最为“正确”的世界观了。而这一结论,则显然是我们那些正统思想家们始料不及的。由此可见,价值这玩艺儿也许是多元的,我们尽可以不同意杨朱的观点,但却没有权力不许他发表意见……
  更为重要的是,任何一种伦理行为都需要有行为主体为之付出代价,这正如我们一旦选择了“不杀生”的价值标准,就应该承受不吃肉的代价一样。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像鲁迅所讽刺的那样,成为一边“细细地咀嚼牛肉”,一边却宣称“君子远庖厨”的道学家了。事实上,在那些批判杨朱的正人君子之中,的确不乏此类的人物。
  翻翻历史,自杨学绝迹之后,“仁义道德”之声不绝于耳,然而人心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只是变得更加聪明了。就像鲁迅在《十四年的“读经”》一文中所批判的那样,“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直到今天,伪名士、假道学们仍然很有市场,几乎在每一个会议、每一次讨论、每一个公共场合里,我们经常听到人们对于“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严正批判、血泪控诉,然而在那些恶人当道、歹徒行凶、窃贼作案的时候,又有几人真正能够做到“无私无畏”、“舍己奉公”呢?
  在理论上,我们大都不愿意与杨朱为伍,以免显得不够高尚;然而在生活中,我们离杨朱到底又有多远呢?“五四”时期,不谙世故的胡适之引用了一句颇不中听的话:“船要沉了,先救出自己!”于是被批判了几十年。可是看看我们周围,又有多少正人君子在船还没沉的情况下就已经拆卸那些值钱的零件了!摸摸自己鼓鼓囊囊的口袋,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去骂杨朱呢? (来源:2014-04-30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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